卖时，价格能翻五六倍，遇上盐荒时节，甚至能涨到二三十文一斤，利润堪比贩卖金银。
可长久以来，这块肥肉都被牢牢攥在徽商和江南大商人手里，他们凭借庞大的资本、成熟的商路，把盐业生意做得密不透风，其他商人连边都摸不到。
江淮地区的盐场年产盐量占全国七成以上，两淮、两浙盐运司管辖的盐田，连片绵延数百里，年产量动辄数百万斤，是大明盐业的“命脉”。
那些江南盐商，早在开国之初就与南方士林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——盐运司的官员多是南方科举出身的士人，盐商们通过资助科考、修建书院等方式，与这些官员结下深厚交情。
每逢盐引发放，官员们总会优先将额度分配给相熟的江南盐商，甚至会提前透露盐引数量、定价等消息，让他们抢占先机。
北方商人想分一杯羹，比登天还难。
他们既没有江南盐商那样雄厚的资本，也缺乏与南方士林的人脉，每次去盐运司申请盐引，要么被以“额度已满”为由拒绝，要么拿到的盐引数量少、质量差，根本赚不到钱。
更甚者，江南盐商还会联合起来排挤北方商人，一旦发现有北方商人试图涉足盐业，就会联手压低盐价、截断商路，逼得对方要么亏本退出，要么只能依附于他们，做些赚差价的小买卖，根本无法撼动其垄断地位。
久而久之，北方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南盐商靠盐业赚得盆满钵满，自己却只能在粮米、布匹等薄利行当里挣扎。
就像河间府的大商人李掌柜，十年前曾想从两淮盐场拿货，结果光是疏通关系就花了上千两银子，最后还被江南盐商联合排挤，不仅没拿到盐，反倒赔了不少本钱。
“南方士林势力太大了，”李掌柜坐在马车上，想起当年的事仍心有余悸，“盐运司的官员十有八九是南方人，他们只认江南盐商的帖子，咱北方商人递上去的拜帖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”
更让北方商人无奈的是，官办盐场大多集中在江淮地区，煮盐所需的柴火、人力在当地唾手可得，江南盐商靠着“近水楼台”的优势，能以极低的成本拿到食盐，再高价卖到北方，中间的差价全被他们赚走。
反观北平、山东等地，虽靠海却无像样的盐场——在煮盐时代，这些地区多是平原，开发早，连成片的树林都难找，煮盐需要的大量柴火，得从百里外的山区运来，成本比江淮地区高了三倍还多，朝廷自然不愿在此设场，北方商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南盐商赚得盆满钵满。
可长久以来，这块肥肉都被牢牢攥在徽商和江南大商人手里，他们凭借庞大的资本、成熟的商路，把盐业生意做得密不透风，其他商人连边都摸不到。
江淮地区的盐场年产盐量占全国七成以上，两淮、两浙盐运司管辖的盐田，连片绵延数百里，年产量动辄数百万斤，是大明盐业的“命脉”。
那些江南盐商，早在开国之初就与南方士林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——盐运司的官员多是南方科举出身的士人，盐商们通过资助科考、修建书院等方式，与这些官员结下深厚交情。
每逢盐引发放，官员们总会优先将额度分配给相熟的江南盐商，甚至会提前透露盐引数量、定价等消息，让他们抢占先机。
北方商人想分一杯羹，比登天还难。
他们既没有江南盐商那样雄厚的资本，也缺乏与南方士林的人脉，每次去盐运司申请盐引，要么被以“额度已满”为由拒绝，要么拿到的盐引数量少、质量差，根本赚不到钱。
更甚者，江南盐商还会联合起来排挤北方商人，一旦发现有北方商人试图涉足盐业，就会联手压低盐价、截断商路，逼得对方要么亏本退出，要么只能依附于他们，做些赚差价的小买卖，根本无法撼动其垄断地位。
久而久之，北方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南盐商靠盐业赚得盆满钵满，自己却只能在粮米、布匹等薄利行当里挣扎。
就像河间府的大商人李掌柜，十年前曾想从两淮盐场拿货，结果光是疏通关系就花了上千两银子，最后还被江南盐商联合排挤，不仅没拿到盐，反倒赔了不少本钱。
“南方士林势力太大了，”李掌柜坐在马车上，想起当年的事仍心有余悸，“盐运司的官员十有八九是南方人，他们只认江南盐商的帖子，咱北方商人递上去的拜帖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”
更让北方商人无奈的是，官办盐场大多集中在江淮地区，煮盐所需的柴火、人力在当地唾手可得，江南盐商靠着“近水楼台”的优势，能以极低的成本拿到食盐，再高价卖到北方，中间的差价全被他们赚走。
反观北平、山东等地，虽靠海却无像样的盐场——在煮盐时代，这些地区多是平原，开发早，连成片的树林都难找，煮盐需要的大量柴火，得从百里外的山区运来，成本比江淮地区高了三倍还多，朝廷自然不愿在此设场，北方商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南盐商赚得盆满钵满。